快报独家对话专家汪玉凯：社会组织用钱少效果好 可轻易解决“蒜你狠”。

    2012年6月1日，广东省正式出台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暂行办法》（下称《暂行办法》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份文件中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服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社会福利、基本公共服务等，政策（立法）环节中，调研、草拟、论证等事项也将“外包”给社会组织。在学者看来，此举乃是政府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创新。
    根据《暂行办法》，购买服务由体制内的机构——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纳入行政编制管理的群团组织，面向体制外的机构——依法成立的社会组织（NGO）进行。
    购买服务的范围则有两大类。一类仍是传统的社会公共服务与管理事项，包括教育、卫生、社保、就业等领域的部分基本公共服务事项；社区事务、养老助残、社会救助等社会事务服务事项；以及一些与行业管理相关的服务、协调事项。
    另一大类，则是政府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服务事项，包括法律服务、课题研究、政策（立法）调研、政策（立法）草拟、决策（立法）论证、监督评估、绩效评价、材料整理、会务服务等辅助性和技术性事务。
  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介绍，立法决策环节的政府购买服务，此前也有过先例，但绝大多数面向行业协会，或是依托于高校的研究机构。而在政府文件中，明确向一般性的社会组织进行立法决策方面的服务购买，则“十分超前”。
   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说，在一些发达国家，公共政策及法律的制定强调程序正义，在决策过程中有大量的智库、NGO参与其中，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表达的途径，但在国内，这样的参与空间却严重不足。
    贾西津认为，通过政府文件，明确立法决策环节的服务购买，不仅向社会组织提供了资金，更重要的是给予了民间机构参与决策的制度空间，此举体现了政府决策思维的转变。

    对话

    汪玉凯接受快报专访，指出社会组织面临发展壮大机遇。
    （汪玉凯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，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、教授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）
    这位研究政府政治体制改革和公共服务的专家，一直对政府转变职能、公众能享受到更专业的养老及护理等公共服务充满信心。
    近日，都市快报记者独家对话汪玉凯，解读有关社会组织服务民众的讲话内容，他特地提到今年3月19日，温家宝总理说的几句话。
    3月19日的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，温总理说：“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、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，可用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、中介机构、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……”
    “从未有过中央高层领导在如此高规格会议上，清楚地表达一种导向。话语传递了一个信息：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将有重要转变，国家对社会组织的‘身份认同’有了更准确的认识。”汪玉凯说。

    广东走在全国前列
    深圳社会组织不用找“婆婆”

    都市快报：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，广东在这方面动作频出，你怎么看？
    汪玉凯：广东的确走在全国前列。广州每年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近1.6亿元，平均每个街道200多万元；深圳按每个社工一年7.6万元的标准购买岗位，提供服务。
    深圳2006年底组建民间组织管理局，行业协会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，在中国最早也最彻底地实现行业协会民间化。2008年9月，深圳将工商经济类、社会福利类、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，为推进社会组织民间化作出制度性安排。
    说到这，介绍一个背景：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比较严格，要成立一个社会组织，申报者要先找一个“婆婆”，即得到业务主管单位批准，再到民政部门申报登记。
    这么做的本意是提高门槛，建立严格监管制度，但客观上造成大量社会组织游离在监管之外。而且，由于要经过多部门审批，会出现很多障碍。
    在现行的这种双重管理体制下，很多社会组织难以获得合法身份。民政部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将近50万家，但估计登记率不到一半，如果包括没有登记的，全国的社会组织在200万家左右。
    因为没有合法身份，很多社会组织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，政府也难以监管。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，改革登记注册模式，放宽准入门槛。
    像深圳，统一到民政部门登记，从“双重管理”变“一元管理”后，社会组织数量显著增加。2002年，深圳市社会组织有1486家，截至2010年6月，已增长到3862家，涵盖工商经济、科学研究、社会事业、慈善等各个领域。深圳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达4.2个，大大高于全国每万人拥有2.7个社会组织的整体水平。
    广东从今年7月1日起，除特别规定、特殊领域外，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，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，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。